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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1979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以来，便开始有了相关探讨。
[78]参见法学教材编辑部《宪法学》编辑组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页。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论述，又在形式上适当恢复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这样一来，七八宪法在短短两年内再次发生变动，并且相隔仅半年。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4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26]考察这些主要参考资料中有关劳动与分配的内容，可以发现：1918年苏俄宪法第3条第6项规定为了消灭社会中的寄生阶层和组织经济起见，施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第18条规定承认劳动为共和国全体公民的义务并宣布下列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
[29]就此，在苏联，按劳分配与新增加的劳动是应尽义务与光荣事业、提高人民物质水准是经济生活重要目标等规定一道实现入宪。然而，该补充建议附件二的末尾对于在征求意见和讨论中，有的地方或单位还提出了另外一些修改意见中未获采纳的五点意见进行了简要说明。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多处于边疆地区、山区，需要国家积极扶持和帮助。
如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其第六章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原则具体通过六个条文阐释了上级人民政府行使职权要遵守的界限、原则和内容。例如，《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43条规定：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扶贫工作，对贫困地区从资金、信贷、物资、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国内法上的发展权包含着发展权的终极价值，国际法上的发展权是国内法上的发展权实现的手段和保障。发展权就是发展机会均等的权利，实质上是一种平等权，亦即在发展问题上的平等权。
[15]国内法上的发展权的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集体，集体又包括弱势群体和贫困区域，集体的发展权就包括群体发展权和区域发展权。[10]参见刘红臻：《新时代中国人民发展权的政治宣言》，《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6期。
[22]发展权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其第66条第2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为国家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国家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44]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请求权，指的就是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的向上级国家机关请求帮助发展的权利。请求撤销或改变，适用于上级国家机关已经有所作为但该行为侵犯了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的情况。
其中协调指向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19]要求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民族繁荣强调国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在这一逻辑关系中，国家权力要积极地干预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的是发展权。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国家保障义务具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来承担。时至今日，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我国《宪法》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以我国《立法法》、相关组织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为重要补充的调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有关民族问题的解决至今仍然没有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
[39]参见[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8～99页。首先，应该采取司法路径与非司法路径相结合的方式。
（二）区域发展权——我国发展权的理论创新 发展权既是一项个体人权，也是一项集体人权。[53]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发展权，是对现有民族自治立法中上级国家机关承担帮助职责的法律回应和法理构建。
从帮助的内容可以推导出，上级国家机关主要指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以行政机关为主。201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之际发布《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指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实现充分的发展权，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实行的是抽象审查模式，无法解决具体的权利纠纷，因此目前还无法救济基于行政的具有受惠性质的发展权。[46]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法定权利，具有法律效力。[5]从文本来看，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章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中有关自治权力内容的列举，除了在立法、人事、建立公安部队以及语言文字权等方面具有强烈的自治性质外，其他内容均与一般地方的权力相类似。从理论上来讲，无救济、无权利，将法律上的权利纳入救济制度，是现代法治发展的必然。
如果仅仅依靠地区的自我发展，国家不进行帮助和扶持，这些地区可能会长期处于本国发展的最低水平，那么该地区内人们的发展权将得不到有效实现。必要时，上级国家机关可以召开座谈会，进行口头汇报和交流。
[13]参见梁洪霞：《发展权权利属性的宪法解读——以宪法文本为视角》，《人权》2015年第4期。[7]各民族自治地方在实践中普遍将自治权理解为一种受惠权的现状，也极大地弱化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属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变为民族优惠权的同义词。
其次是救济机构、民族自治地方与上级国家机关发挥合力，通过第三方的救济机构来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非对抗、非司法的方式优先。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模式，就充分运用了沟通协调的方式，强调制定机关主动修改或废止涉嫌违宪违法的立法，而不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行使审查撤销的权力。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就是指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享有在国家的帮助下获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诸方面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和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利。[6]从五大自治区来看，目前均没有制定综合性的自治条例，现有各自治区的单行条例，其内容多涉及婚姻、继承等方面，且需经过上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还不足以替代自治条例，目前各自治区也没有建立公安部队。发展权是对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补充与扩张，[12]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我国在阐述发展权时，强调了环境方面的发展权，重视可持续发展。
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文件是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共同纲领》，其第51条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第53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如果发展权仅仅停留在政策、道德层面，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发展权最终只会沦为口号，无法取得人民的信赖与长久维护。
[14]发展权最初是在国际法层面提出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谋求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创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提出的一项权利。五、结语：新时代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 我国提出的发展权理论，不应再作为一种政治‘宣言和人权‘口号，而是要迈过人道主义的倡议，回归到一种法治的实体性保障中来。
各自治州往往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在条文中着重强调某方面需要积极争取上级机关扶持、报请上级机关补助、批准等。为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获得实现，国家也承担这三个层次的义务。
社会发展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通过社会发展而享有的医疗、卫生、体育、住房、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得以充分发展的权利。从权利角度分析，就是不同的地区应当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权利,应当通过国家的资源配置手段赋予其发展的方略和模式。我国法应细化上级国家机关的责任内容和标准，构建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请求权程序，充分运用各国家机构之间沟通协调的非对抗式的制度经验，采取司法路径与非司法路径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发展权救济机制。发展权的内涵极为丰富，可以在两个维度上理解，一个是国际法上的发展权，一个是国内法上的发展权，李步云教授将这两种发展权称之为狭义的发展权和广义的发展权。
又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条例》25条第2款规定：国家和省上安排的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公益性项目，自治州享受免除配套资金的优惠政策。如果发生上级国家机关不经同意就改变这种关系的情况，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其行为。
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发展权符合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权理论，并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的发展目标和现行法相契合。[33]因此，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是关键，同时应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的全面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如果国家没有安排或没有增加投资比重等，民族自治地方就可以请求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照顾。其第72条规定：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